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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6章 孔门四忧：修行的警钟（第1页）

子曰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

孔子在鲁哀公十六年的暮春，拄着拐杖站在杏坛上，望着满地落英长叹。弟子们围拢过来，见他手中竹简上写着 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”，便问：“夫子为何事忧虑？” 孔子抬起布满皱纹的脸，目光掠过远方的泰山：“这四件事，是我终生的忧虑啊。” 话音未落，一阵风吹过，卷起几片杏花，仿佛为这句警示添上注脚。这 “四忧” 如四面镜子，照见人性的短板；又如四面警钟，提醒着修行的方向 —— 修德是立身之本，讲学是传薪之责，徙义是践行之要，改过是进步之途。从孔门弟子的践行到当代人的自省，这 “四忧” 始终是文明进阶的清醒剂。

一、德之不修：品德修养的荒芜

“德之不修” 的 “德”，在孔子眼中是 “仁” 的外显，《说文解字》“德，升也”，引申为 “德行”，即内心的仁心外化为行为的准则。孔子强调 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（《论语?为政》），认为德是个人立足与社会治理的根基。“不修” 并非全然无德，而是 “虽有仁心，不常修养”，如《论语?阳货》“乡原，德之贼也”，乡愿看似有德，实则因不修而沦为伪善。

孔子本人 “吾日三省吾身”（《论语?学而》，曾子转述），将修德化为日常功课。他 “过则勿惮改”，在周游列国时，因 “见南子” 遭子路质疑，便 “矢之曰：‘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’”（《论语?雍也》），以自省回应质疑；在陈绝粮时，“从者病，莫能兴”，仍 “讲诵弦歌不衰”（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），以坚韧修持品德。这种 “不间断” 的修德，使他 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（《论语?为政》），达到德的至高境界。

“德之不修” 的危害，在历史中多有印证。春秋时期的晋灵公，“厚敛以雕墙，从台上弹人，而观其辟丸也”（《左传?宣公二年》），不修德而施暴政，最终被赵穿弑杀；战国时期的庞涓，因嫉妒孙膑才能而设计陷害，“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”（《史记?孙子吴起列传》），不修德而逞私怨，最终在马陵之战中兵败身亡。这些案例印证了孔子的忧虑 —— 不修德者，虽能得逞一时，终难善终。

修德的典范，首推颜回。他 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”（《论语?雍也》），在贫困中坚守 “仁” 的品德；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（《论语?雍也》），以自省修德，孔子赞其 “其心三月不违仁”（《论语?雍也》）。颜回的修德不是刻意做作，而是 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（《诗经?卫风?淇奥》）的自然养成，正如《周易?乾卦》“君子进德修业，欲及时也”，修德需趁时精进。

汉代的董仲舒，将修德与 “天人感应” 结合，提出 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 五常之道，认为 “夫仁、谊、礼、知、信，五常之道，王者所当修饬也”（《举贤良对策》）。他本人 “三年不窥园”，潜心修学修德，“进退容止，非礼不行”（《汉书?董仲舒传》），这种 “内外兼修” 使他既能 “推明孔氏”，又能 “为群儒首”，将修德从个人修养升华为治国理念。

宋代的周敦颐，以 “主静” 修德，提出 “无欲故静”（《太极图说》）。他在《通书》中说 “圣，诚而已矣。诚，五常之本，百行之源也”，认为修德的核心是 “诚”。周敦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时，“有囚法不当死，转运使王逵欲深治之。逵，酷悍吏也，众莫敢争，敦颐独与之辩，不听，乃委手版归，将弃官去，曰：‘如此尚可仕乎！杀人以媚人，吾不为也。’”（《宋史?周敦颐传》），以行动践行修德，这种 “宁弃官不违德” 的坚守，正是 “修德” 的真谛。

当代社会，“德之不修” 表现为功利主义对道德的侵蚀 —— 有人为名利不择手段，如 “学术造假” 违背诚信之德；有人 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”，缺失见义勇为之德。但也有 “感动中国” 人物如张桂梅，数十年如一日坚守教育岗位，以 “病躯办学” 修奉献之德；王顺友 “马班邮路” 二十年，以 “送信不辍” 修责任之德。这些例子证明，修德仍是当代人的精神刚需，正如孔子所言 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（《论语?里仁》）。

二、学之不讲：学问传承的断裂

“学之不讲” 的 “学”，不仅是知识积累，更是 “学道”—— 对仁、义、礼、智的探求；“讲” 是 “讲习”“传授”，如《论语?先进》“子路问：‘闻斯行诸？’子曰：‘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’冉有问：‘闻斯行诸？’子曰：‘闻斯行之。’” 通过问答讲习，使学问内化。“不讲” 并非无知，而是 “有学不传”，如《礼记?学记》“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”，最终导致学问失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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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 “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（《论语?述而》），将讲学视为使命。他在杏坛 “以诗书礼乐教，弟子盖三千焉，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”（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），采用 “因材施教” 的讲学方式：对 “朽木不可雕也” 的宰我，仍耐心引导；对 “野人也，不如儒生” 的子路，循循善诱；对 “回也闻一以知十” 的颜回，深入探讨。这种 “有教无类” 的讲学，打破了 “学在官府” 的垄断，使学问走向民间。

“学之不讲” 的后果，是文明的断裂。战国时期的墨家，因墨子后学 “相里氏之墨，相夫氏之墨，邓陵氏之墨”（《韩非子?显学》）各执一词，不讲学交流，最终 “墨离为三”，逐渐衰落；汉代的 “今文经学” 与 “古文经学” 因 “各守师说，不讲融通”，导致经学分裂，“博士弟子” 只能 “专经学习”，难以贯通六经。这些历史教训印证了孔子的忧虑 —— 不讲学则学问僵化，传承断裂。

讲学的典范，莫过于稷下学宫的 “百家争鸣”。战国时期的齐国稷下学宫，“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，自如邹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予、慎到、环渊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赐列第，为上大夫，不治而议论”（《史记?田敬仲完世家》）。学者们 “讲学不辍”，孟子与淳于髡论辩 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荀子与稷下先生探讨 “性恶论”，这种 “讲中学，学中讲” 的氛围，使稷下学宫成为 “百家争鸣” 的摇篮，推动了学术的繁荣。

唐代的孔颖达，主编《五经正义》，通过 “讲学论辩” 统一经学。他召集 “国子博士、太学博士” 等学者，“共参议得失”，对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的各家注释 “详加考订，去其异端，存其正义”（《旧唐书?孔颖达传》）。在编撰过程中，孔颖达 “每与诸儒论难，必据理以折之”，这种 “讲学式编撰” 使《五经正义》成为唐代科举的标准教材，实现了经学的系统传承。

宋代的朱熹，在白鹿洞书院 “讲学授徒”，制定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，明确 “为学之序：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”，将 “讲学” 与 “践行” 结合。他 “每休沐日，诸生环立，请益不倦，先生倾竭告之，略无倦色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，甚至 “病中讲学不辍”，弟子记录其言论编成《朱子语类》，这种 “讲学不息” 使理学思想传遍天下，“自熹没，其学为世所宗，谓之程朱学派”（《宋史?朱熹传》）。

当代的 “讲学” 形式虽变，精神仍在。高校的 “慕课”（MOOC）让优质课程跨越地域（如北京大学《论语精读》在线课程惠及百万学习者）；社区的 “百姓讲堂” 将学问生活化（如北京西城区 “宣南文化讲堂” 讲解胡同里的历史）；网络的 “知识分享” 平台（如知乎、得到）使 “讲学” 突破时空。这些实践证明，“讲学” 仍是知识传播、思想交流的重要方式，正如孔子所言 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（《论语?学而》），讲学的快乐古今相通。

三、闻义不能徙：道义践行的怯弱